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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李小山藝術專欄
          彈指三十年
          2015-02-06 14:52:03
          聲明:本文為99藝術網特約專欄文章,未經協議授權,請勿轉載使用。

          人們經常談論我在三十年前那篇批評當代中國畫的文章。另外,在很多場合我總是被問起,在當前“水墨熱”的情態下,我是否改變了“窮途末日”的看法?說實在話,對這個話題我已深感厭倦了,翻來覆去,不過是一種表態——我看到許多這方面的文章和言論,都僅限于表態——或說,民族藝術大繁榮的時代就要到了,或說,現在的文化生態簡直一團糟,離繁榮豈止萬里之遙?這使我想起了小時候,我們的老師熱衷于對我們灌輸“好人”和“壞人”的概念,楊子榮是好人,座山雕是壞人,如此而已。



          1985 年7月,南京藝術學院中國畫研究生李小山的《當代中國畫之我見》一文在《江蘇畫刊》發表。文章指出中國畫已走到窮途末路,只能作為保留畫種,并指名道姓地 批評了在世的國畫大師,引起美術界一場軒然大波。10月,《中國美術報》以《中國畫已經到了窮途末日的時候》為題摘要轉載,在中國畫壇引起一場持久而激烈 的爭論。

          自然,從現象看,當下的氣氛確實非常熱烈——這邊在討論憲政、法治;那邊在討論復興儒學。這邊在討論普世價值,那邊在討論中國“國情”。這邊在討論“新權威主義”,那邊在討論分權。這邊在討論市場,那邊在討論精神。總之,一撥撥的人懷著一撥撥的念頭,缺乏交集,抵制共識,無論在立場上,還是價值觀上,都是雞同鴨講。秦輝不斷呼吁“共同的底線”,身處同一個時代,連最基本的共識都沒有,何以談得上建樹?


          2014年11月,北京鳳凰嶺書院開學典禮上,學員向老師行跪拜大禮。

          例如,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跪拜事件,明明是驚人的丑劇,王魯湘等人卻辯解為“尊師重道”。這種公然的強詞奪理,是不是很穿越?是不是讓人深感時間上的錯位?再例如,上頭提倡尊孔了,于是一群現代“儒”們彈冠相慶,尋章摘句,從董仲舒開始,一路追溯歷史事跡,目的都是為了投身帝王事業做鋪墊。我不喜碩學大儒錢穆的某些觀點,譬如錢先生——包括不少與錢先生觀點相似的學者,對華夏傳統文化過于理想化,溢美太甚,其實并未脫出清末洋務派“體用”之說的二元論范圍,有點“精神勝利法”的意思。產生在兩千年前社會土壤上的孔子思想,肯定包含著精粹和糟粕。在法治、民主的環境下,其精粹可以為我所用;而在權力遮天、真理不彰的環境下,糟粕將無限放大。就像錢文忠竭力鼓吹的《弟子規》,能把孩子培養成現代社會的公民?我不贊同錢穆先生的某些觀點,不等于我不欽佩他的信念,他的人品和學問。看看當下那些“儒”吧,信念闕如不說,調門還來得高昂,“貨與帝王家”的用意是一目了然的。他們一味媚上愚下,是愚民政策的幫兇。信不信?時機成熟的話,他們當中有些人會像當年的楊度之流一樣,大肆鼓吹帝制的必要性!世界潮流,浩浩蕩蕩,你總不能說“文革”就是好吧?你總不說民主是狗屎吧?是的,有這樣的人,似乎數量比我們想象還多。我曾親耳聽到一位海歸的大學教授義憤填膺地聲稱,只因為反右時期少關少殺了三十萬人,才導致了現在有這么多向往西方制度的賣國賊。這是觀點不同么?是看法不同么?顯然不是,而是底線缺失,是人性缺失。當年魯迅送給那些“大人先生”一個字:噓!這會兒,我把這個字送給那些偽學者、真宵小!


          三十年前我的文章發表后,劉海粟老先生的評價一語中的:有大的姿態,沒有大的學問。這是自然,學問是我一輩子的硬傷——并不是我不勤勉、不努力,而是我青少年時期生活在“讀書無用”的環境,虛度太多,童子功全廢,即便半路奮起直追,畢竟已經跛足。我唯一受鼓勵的是:在一個謊話連篇,欺瞞成風,互相抬著走的時代里,一句真話抵得上五車學問。前一陣,有心人把我若干年前寫的一組短文編輯出來,在微信里流傳。我覺得十分奇怪,難道時間的車輪停止了么?所有的問題都在重復,所有的現象都在延續,我要說的和想說的都是老生常談,并無新鮮東西。我經常提醒自己,不帶有色眼鏡,不要尖酸刻薄,既要看到負面,也要看到正面。魯迅當年寫過一篇揭示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狀的文章,但是今天,我們卻看到了魯迅時代的文藝界群星閃耀。歌德說,沒有一個作家或詩人不痛詆自己的時代,因為他們切身感受著這各種不幸和不義。這是對的,正如我一直不用知識分子概念,而用學者、專家稱之,是因為我心虛。按照比較通行的對知識分子的定義,獨立性、批判性等等素質,在我們這樣的國度太稀缺了。詩意一點比喻,知識分子是苦難的夜鶯,是牛虻,他們的眼睛盯著社會、歷史、人性和自我的靈魂。當我們看到某個官員,心里嘀咕,會不會是貪官?當我們看到某個名家,心里嘀咕,會不會是騙子?這是一幅多么荒誕不經的畫面啊!衣服臟了,可以水洗,臉臟了可以水洗,水臟了用什么洗?水臟了,所有人都是受害者。不讓水臟,或者,努力把臟水澄清,是不是知識分子起碼要做的?


          藝術領域的一切都可以當做我們社會的切片和樣本,無序和混亂中展示著活力——這種活力沒有方向,只求數量,不求品質,在欲望的驅使下無比高漲。誰都知道,當下藝術領域非常熱鬧,請注意,我說的是熱鬧,而非繁榮。舉個例子,現在喜歡寫毛筆字的人空前多,我手里沒有數據,粗粗估計,大約幾千萬吧。其中的“毛筆字大師”有多少呢?有一次我和管俊戲言:你好好不畫畫,熱衷寫起毛筆字來了。事實證明是我跟不趟,寫毛筆字的投入和產出比實在太高了,利潤太大了。記得我在一位收藏家那里看他的藏品,一幅董其昌的書法長卷讓我看得非常入迷,抬頭看到墻上掛的林散之的兩幅掛軸,頓時有一個強烈的感覺:林散之的字仿佛不是“寫”出來的,而是“畫”出來的。林散之是二十世紀的書法泰斗,擱在書法史的長河中尚有不足,何況當下的“毛筆字大師”?古人寫字不是為了當書法家,因此有書法而無書法家。今天的情況正好相反,有書法家而無書法。聽聽前輩是怎么說吧——林散之說,書法熱坑害了書法。沈從文說,書法家出則書法亡。


          林散之書法橫幅

          其實,談寫毛筆字不是我的本意。寫毛筆字和打太極拳和練瑜伽一樣,有興趣做,畢竟比打麻將、打牌有意思,寫得好還能與藝術沾點邊。我要指出的是我們所處的文化生態、藝術生態。許多人指責批評家不作為,我寫過一篇《失語的快感》,指出在眾聲喧嘩中在增添一點喧嘩,是不是很無趣?三十年前我批評徐悲鴻、傅抱石、李可染等人,他們現在都是市場大紅人,與藝術上的評價和討論毫無關系,他們的畫作只是金融衍生品。我記得我參加成都雙年展的研討會,投資人鄧鴻既做教練又作裁判,而一眾藝術家、批評家則忍氣吞聲。我對作為展覽學術主持的劉驍純、顧振清不滿,因而直言,劉、顧兩人在資本面前唯唯諾諾,有失學術的尊嚴。在北京的另一個會議上,我看到,文化部門的領導剛致完辭,一眾專家、學者紛紛頌揚領導的指示如何及時如何重要,為大家指明了方向。一是資本,一是權力,真是攻城拔寨、所向披靡。以上兩例不過了滄海一粟,既然大家已經習以為常,勢必造成一種普遍的存在即合理的犬儒主義——而且,風氣愈演愈烈,勢單力薄的批評家會有什么作為?


          伴隨著“大國崛起”和“第二大經濟體”的威力,用納稅人的錢構建的各類官辦美協、畫院、研究院也跟著水漲船高。國家手里的銀子太多,花掉一點無所謂。問題在于,美協、畫院和研究院的資源性壟斷非常厲害——它們起著導向作用,起著規范作用,以至傳遞給社會一種錯誤的信息:他們是被欽定的畫家和書法家,身上都有行政級別,這樣的話,他們不僅可以在這個系統內部理直氣壯地分肥,也給社會帶來了誤導。在某種程度上,文化、藝術國有化比經濟國有化的后果更嚴重。我看過不少畫院畫師們的展覽,我發覺,許多所謂一級畫師的作品簡直弱爆了,與畫店里的甚至地攤上的行貨差別不大。他們僅僅是在吃級別,吃身份。看看胡潤財富排行榜就知道,里面有許多畫家是進入不到學術視野的。我有一個比喻,他們都是神筆馬良,能畫金山銀山,卻與藝術無關,更與藝術史無關。藝術的國有化和藝術的市場化像兩根絞索,體魄強大的人尚且呼吸困難,身胚脆弱的人還不寸筋盡斷?在此,我想隔空喊話,劉大為主席、楊曉陽院長,在經濟基礎已經十分牢固的情況下,你們帶個頭,把藝術還給你們所熱愛的人民吧。我說的是還,而不是賣!


          其實,我對藝術市場化素來不反感,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,我就寫過這樣的文章。貢布里希說藝術該像市場,不該像兵營。貢氏指的當然不是買賣,而是指多樣性和選擇自由。中國當代藝術從地下到地上,從冷落到熱鬧,市場是功不可沒的。市場或多或少解放了當代藝術家,把或多或少的選擇自由還給了他們——在這方面,我和呂澎的觀點是一致的。但是,不管是市場,還是西方的影響,都是藝術外部的事情。許多人熱衷于重復一個論調:中國當代藝術三十年,把西方從現代到當代的一百年藝術史重演了一遍。這僅僅是一種說法,把中國當代藝術的豐富性做了簡化處理。有一陣微信上流傳甚歡:一個美國批評家把中國當代藝術說成是對人類智力的污蔑。這個老外要么無知,要么吃了搖頭丸。因討厭而貶斥中國當代藝術的人,因投資而討好中國當代藝術的人——不管他是老外,還是自己同胞,都從不同方面證明了一點,中國當代藝術的不可或缺,以及它的日益壯大。我當然承認“西方中心主義”的云層仍然遮蓋在我們頭頂,而且,任何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藝術家都有這樣一個邏輯起點,由于西方藝術的啟發,才開始了掙脫束縛和自我解放的歷程——這一筆明明白白地寫在現代世界文明史當中。我曾經說,世界上只有兩種藝術家:西方藝術家和非西方藝術家。請注意,我恰恰是反對貼標簽的。優秀的藝術家、偉大的藝術家永遠只有一個身份:藝術家。他身后有他的民族和國家,但更主要的是人類普遍價值的意義,是藝術本身的意義。

          20世紀90年代藝術家張曉剛創作的大家庭系列,在中國當代藝術與國際接軌的潮流中脫穎而出。圖為創作于1995年的《血緣:大家庭3號》。

          1995年,一群來自北京“東村”的藝術家王世華、蒼鑫、高煬、左小祖咒、馬宗垠、張洹、馬六明、張彬彬、朱冥、段英梅,共同創作了《為無名山增高一米》,11個全裸的男女按照體重的順序,從下而上以3、2、2、2、1的人數層層“裸疊”,最重的人趴在最下面,最輕的伏在上面,身體疊羅為一。

          2010年 泰特現代美術館渦輪館展出艾未未作品《一億顆“葵花籽”》

          無疑,“85新潮”已經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繞不開的話題。歷史無情也有情,三十年來,藝術家們為中國當代藝術添磚加瓦,可以在實績單上看到:《一億粒葵花籽》、《天書》、《為無名山增高一米》、《大家庭》、《中山裝》、《山不厭高》等等,以及眾多藝術家的繪畫、雕塑、裝置、行為、影像、圖片作品,奠定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標高。畢竟,與三十前年相比,藝術的多元化和多樣性已成常態。用康德對認識論的比喻,影子永遠不會飛在鳥的前面。這像一種宿命,中國當代藝術是中國當代社會的一個縮影,它掙脫不了現實的種種羈絆。85那批藝術家還有多少藝術生命力?新生代中又有多少值得期待的后繼者?當年,老艾、黃永砯、張曉剛以及許許多多藝術家是在無望的壓抑的境地下,憑著對藝術的熱誠、憑著生命的張力的沖動,踐行他們的藝術理想。現在,滿地都是獲得名利的的機會,成功學成了最大的信條,當代藝術會不會就此走向它的反面?秩序化、等級化和市場邏輯對每個人都起著強大的貶抑作用。一位記者對我說:名利毀了多少優秀藝術家啊!我反問,能被名利所毀,稱得上是優秀藝術家?方力鈞說得多好:像野狗一樣生存。是的,如果一個藝術家一旦成了溫順的寵物,他的作品就像一朵毫無生命氣息的塑料花。


          我還想說說自己。去年,北岳文藝出版社準備出版一套批評家自選文集,邀劉淳向各位批評家約稿。我接到電話的一分鐘內便婉言拒絕。我不得不說,作為批評家,我在這批評這事上始終三心二意——譬如,在方法論上、在針對性上、在判斷力上,多年來甚少積累,拿不出滿意的東西。再說了,我一向認為,無論在藝術上還是文學上和音樂上,創作實踐永遠是第一位的。三十年前我寫了那篇文章,一夜之間成了批評家,說明批評家的門檻并不高——正如現在網絡里和微信里有成千上萬人在發出批評的聲音,他們中有的人也是批評家。我提個建議,批評不是斗嘴撒氣,像魯迅說的,辱罵和恐嚇不是戰斗。聽從理性,尊重常識,講道理是最有力量的。我自己就希望在理性和常識的引導下,針對現實問題,多寫幾篇像樣的批評文章,不讓那些對我有所期待的人太過失望。


          2015·1·12


          原文發表于《藝術當代》2015年第二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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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李小山

          李小山,南京藝術學院教授,美術館館長。出版著作有:《中國現代繪畫史》、《批評的姿態》、《陣中叫陣》、《我們面對什么》。出版長篇小說有《木馬》、《作業》、《有光》、《箴言》。策劃并主持過數十個藝術展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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